中国古代的宪制和礼乐政刑源于道统，道统政治一直是儒家理想的政治形式，这正是儒家之“道”对于政法的意义所在，儒家的道统政治涉及道体、道学、道统、礼乐、法俗等概念，其中道体、道统是解释中国政法文化的切入口。

一、道体：“道”的逻辑证成

中国的儒学可以理解为道学，中国的儒家政治可以理解为道统政治。道统是道学的形式，是道学向政治领域的延伸，而道学本身在哲学上需要有一个“道体”的概念来进行提升。在儒学史上，朱熹是“道统”说的建立者和集大成者，按照余英时的说法，“朱熹的历史世界只能以道统与道学为中心，政治文化最多居于边缘地位”[注]① 朱熹、吕祖谦：《近思录》，7页，郑州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2008。。而研究“道统”这一概念，又需要从研究“道体”开始。

作为道学入门教本的《近思录》是朱熹精选周敦颐、张载、二程(程颢、程颐)的语录，其首篇是“道体”篇，其余篇目则本之于《大学》“八目”，即：格、致、诚、正、修(内圣)、齐、治、平(外王)的“内圣外王”之学。这充分说明“道体”被视为“内圣外王学”这一儒家政治哲学的根本，儒家政法之学即是“内圣外王”之学，而儒家政法哲学也是基于“道体”论的道学。因此，解释“道体”是理解中国道统政法文化的开始。

“道体”是什么？儒家讲的“道体”与道家讲的“道”有没有区别？道体之论是本体论，又可以解释成“道”的承载之体，涉及的概念比较抽象，如：太极、性、命、中、和、理、气、心，“中”是这些概念中最为突出者。

“中”被儒家看作是天下之“大本”。道体之说本源于《中庸》。《中庸》之论在于一个“中”字，“中”被儒家看作是“本”。“中也者，天下大本也”，朱熹注云：“大本者，天命之性，天下之理皆由此出，道之体也。”[注]④ 朱熹：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14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3。故《中庸》既是儒学之“道体”，也是儒学之“心法”。朱注：“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”，因此这个“中”是“大本”，是天道之“中”，是人道之“中”，居中者才可致于“和”，“和”是什么？“和也者，言感而遂通者也”[注]朱熹、吕祖谦：《近思录》，20页，郑州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2008。。既然“中”为“心法”，人道之本则当在“心”，而不在物，是以“内圣”先于“外王”。

关于“本”，《近思录》中说“中”是天下之“大本”，这是从“天道”的层面来讲的“本”，就是作为“天命之性”的“中”。而董仲舒的《春秋繁露》从“人道”的层面来说的“本”，就是源于“天地人”之一客观存在的“礼”。董仲舒《春秋繁露·立元神》云：“何谓本？曰：天地人，万物之本也。天生之，地养之，人成之。天生之以孝悌，地养之以衣食，人成之以礼乐，三者相为手足，合以成礼，不可一无也。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，无衣食则亡其所以养，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。三者皆亡，则民如麋鹿，各从其欲，家自为俗。”[注]董仲舒：《春秋繁露》，义证卷第六·立元神第十九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92。

由此可见，“道体”就是“道”的本体。作为天道，它体现为“中”；作为人道，它体现为“礼”。“礼”的合理性论证是由“本”(天、地、人)而生“道”(天生、地养、人成)，这里的“道”是基于“本”的自然法则，因此儒家言“道”不是抽象的逻辑演绎，而是把“本”(天、地、人)当作是“道”(天生、地养、人成)最基本的客观场景，“天地人，万物之本也”。“道”发生于这个天然的客观世界中，由此推之，天地人这个客观的“本”不变，那么“道”也就不变。

“礼”是道的产物，孝悌、衣食、礼乐三者是本于“天地人”而自然产生的“道”，由于孝悌、衣食、礼乐三者“合以成礼”，因此“礼”就是“天经地义”的。由于“道”源于自然之本，“礼”又源于自然之道，因此“礼”就是基于自然法则而成，如此礼就具有自然合理性，礼也就有了无论在何种社会形态下都具有的“天经地义”的、无可辩驳的“常道”性质，这种性质正是由“本”的自然存在的客观性和“道”是基于“本”的自然法则使然。由“本”而生“道”的客观性，因此由“道”而成“礼”，支撑起了儒家礼法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常道性，这也正是儒家礼法具备高度“文化自信”的理由。

如此，儒家的“道体”有天道和人道，天道之本在于“中”；人道之本在于“礼”。“中”体现了“天命之性”，是“天下之理所由出”；“礼”体现了“万物之本”，是由天、地、人“合以成礼”。